新污染物治理目前进展情况如何？治理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应对？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加以防范？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环境与生态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长余刚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了阐释。

　　我觉得“觉醒”这个词比较贴切。2001年，国际社会通过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以下简称《斯德哥尔摩公约》），于2004年生效。我国是公约文书制定和首批签约国之一，在20年的履约过程中，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这一类新污染物逐渐被生态环境领域的学者和管理者熟悉。

　　但其他类别的新污染物，还主要是部分环境学者在关注，在社会上属于冷门议题，颇有点“阳春白雪”的感觉。大家更关注水、大气、土壤、噪声等能明显看得见、听得着的常规污染。

　　近几年，新污染物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22年，《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发布，随后全国各省份陆续制定了工作方案；2023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2022—2024年，“新污染物治理”连续3年被写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

　　我曾在很多场合科普新污染物，现场观众的反应首先是惊讶：原来身边还有这么多隐藏着的新污染物！惊讶之后是关心如何有效防范，有了一定防范意识后，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采取行动，降低暴露风险。

　　我本人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研究新污染物30多年，早年间该研究方向比较冷门。最近几年，这个“冷板凳”渐渐“热”了起来，同行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国家和社会也越来越重视。

　　实际上，很多新污染物早就存在我们身边。最初，人们主要从功能角度看到了其有利于人类社会的一面，却忽视了其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的潜在风险。比如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其进入环境后基本不会在自然条件下降解，非常稳定，也被称为“永久化合物”。它们因优良的疏水疏油、耐高温、可降低水表面张力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皮革、纺织、造纸、农药、防火材料、润滑剂、涂料、洗护用品等多种工农业和民用领域。在半导体制造领域，它们应用于光刻、显影、刻蚀、焊机等工艺。

　　再比如窗帘和地毯中的阻燃剂、防晒霜中隔离紫外线的有效成分，其实都属于新污染物。跟PFAS一样，它们在人体内蓄积到一定水平，就会导致慢性疾病的产生，还会通过母体传给下一代，值得警惕。

　　随着国家进入新发展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高品质生态环境更加期待，这些物质的风险越来越受到重视。新污染物这个议题受到重视，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科技在创新。

　　建设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推进，针对水中的COD（化学需氧量，衡量水体有机污染的重要指标）、氨氮，以及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常规污染物的治理，成效显著，有目共睹，那些更隐性、更深层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摆上了议事日程。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治理新污染物，就是要保障人们喝的水、呼吸的空气、吃的食物没有新污染物的风险，环境中不存在大量化学、生物污染隐患，进而让经济发展更加绿色、环境更加自然、人民身体更加健康。

　　从新污染物的定义看，它指新近发现或被关注，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存在风险，尚未纳入管理或现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风险的污染物。所谓新，更多是政府部门对它们的管控需求。所以，当前最为紧要的是，首先把治理体系建立起来。

　　我最期待的，是尽快研究制定我国新污染物治理中长期战略规划，明确到2035年和21世纪中叶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新污染物种类繁杂，来源众多，治理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各方该怎么做？哪个行业、哪个区域需要重点管控？管控的法规标准是什么？科技如何支撑？这些都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时间表，列出任务清单，才能重点突出、循序渐进地推进新污染物治理工作。

　　。此外，要重点突破新污染物绿色替代、快速筛查、过程减排、无害化处置等瓶颈技术，在新污染物问题突出的行业、区域和流域开展工程示范。

　　识别新污染物就是个大难题。由于绝大多数新污染物的环境浓度非常低，目前通常需要采集大量的环境样品，通过富集浓缩、去除基质干扰等复杂的前处理，再用先进的色谱/质谱仪器分析。现有分析方法不仅耗时长，而且设备昂贵，分析成本很高，难以满足全国新污染物精准监管的巨大需要，急需适用于多场景复杂环境介质的新污染物快速筛查技术。

　　少数发达国家行动较早，稍微走在前边一点，但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完全解决新污染物问题。如果我国的科技支撑、政策制定、治理行动等能协调推进，可以实现超越。

　　瑞典较早提出了构建无化学品毒性环境的目标，制定了战略和行动计划并持续推进。瑞士则通过修改水保护法，将14 种药物类新污染物列入控制清单，要求污水处理厂采取措施有效控制它们的排放。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当然，欧洲国家产业结构跟我国不同，治理相对容易一些，我们的治理难度会更大。

　　2005年，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乌拉圭召开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一次缔约方大会。会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提出建议，估算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首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以下简称POPs）问题所需资金。这是个很正常且合理的提议。因为发达国家在过往发展过程中生产和排放了大量POPs，且公约明确了各国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援助，但这一提议立马遭到发达国家的普遍反对。

　　在科研领域，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当时的场景令我深刻意识到，污染物治理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涉及国际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科技等，需要多角度来看待，多维度来解决。

　　新污染物治理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谋划和推动、科技要支撑，产业要支持、公众要行动……比如，

　　以科学的视角，它们确实有危害和风险，但在没有环境友好的替代品时，部分行业只能继续使用。政府对新污染物治理的每一个决策，都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有足够的科技支撑。

　　总之，新污染物治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考虑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用力，久久为功。

　　从科学角度来看，任何有害的化学物质，通过科技创新最终都能找到绿色安全的替代品。但如果考虑技术经济可行性，则需要不断探索实践，才能找到理想的替代品。

　　我重点关注的是POPs类新污染物。目前备受关注的新污染物主要有四大类，即POPs、内分泌干扰物、抗生素和微塑料。

　　从被人类认识和治理的时间顺序而言，POPs是最早的，其治理模式为新污染物治理提供了思路。

　　首先是确定治理对象。2001年，《斯德哥尔摩公约》将危害最大的12种POPs作为首批重点管控对象，被称为“肮脏的一打”（dirty dozen）。然后是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定计划，出台相应的法规、政策和标准，选择可行的技术，实施系列行动。其次，资金支持也是履约的重要一环。全球环境基金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资金机制，我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的编制、重要行业的工程示范等均获得过该基金的支持。

　　首先要主动学习新污染物的知识，对新污染物的种类、危害、来源有科学认识，不漠视，不恐慌。其次是了解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新污染物暴露的物品和环境，尽可能购买有安全、环保、绿色等标识的物品，保持居室、汽车等封闭环境的洁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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